【印聯傳媒資訊】“很有勁，壓力也很大。”電話里，張曉遷這樣說。一個人對事業發自內心的熱愛，大抵從語音中就能感受到。聊了一個多小時，記者的手機微微發燙，電話那端的聲音散發的熱力，仿佛可以隔空傳導過來。

認識張曉遷，是在前不久舉行的商務印書館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成立120周年主題活動上。在“致敬印刷人”環節，一群白發蒼蒼的印刷業前輩、專家里，作為“數字印刷技術創新應用代表”的張曉遷是最年輕的一位。

2011年，上海印刷集團旗下商務數碼圖像技術有限公司與新疆龜茲研究院合作開展龜茲洞窟數字化與還原保護工程項目，迄今為止，在國內印刷企業中，商務數碼仍是涉足該領域的唯一一家。張曉遷是公司總經理，也是項目從頭至尾的組織者。項目組在新疆實地工作的14人團隊中，一半是85后，一半是90后。

目前，成果已初步顯現：龜茲洞窟數字化與還原保護工程項目已完成9個洞窟的數據采集保存。在上海青浦的中華印刷博物館里，參觀者可以看到新疆克孜爾石窟群中三個洞窟的實體還原版。而在今天開幕的2017第二十三屆中國蘭州投資貿易洽談會上，上海團隊將帶去克孜爾14窟的虛擬VR展示，只要佩戴上VR眼鏡就能“身臨其境”探訪石窟——數字印刷技術讓文物“活”了起來。

克孜爾14窟VR體驗

一筆看上去吃虧的買賣

克孜爾石窟坐落于新疆阿克蘇市拜城縣的懸崖峭壁上，由于沙石呈赤色，在陽光的照耀下一片紅亮。維吾爾語稱紅色為“克孜爾”，石窟的名稱由此而來。

一家上海的印刷企業如何與克孜爾石窟發生關系？張曉遷記得很清楚，2010年1月4日，他第一次來到地處南疆腹地的新疆龜茲研究院。在這之前，由于商務數碼公司在圖像采集復制技術上的領先地位，接觸到不少畫家、藝術家，做過不少藝術品的高仿真復制。一位畫家建議：“你們為什么不去試試壁畫的復制？”

不經意的一次牽線，雙方一拍即合，合作協議在2011年簽下。張曉遷說：“其實文保機構和企業之間是存在一些壁壘的，涉及文物更需慎重。龜茲研究院說，和上海企業打交道放心，說一是一，說二是二。”

“最大的障礙在于資金。”張曉遷說，“對方很坦誠，‘沒有錢’，在項目沒有獲得國家文物局立項之前，也拿不到國家有關資金的扶持。而立項的前提是，先證明這條路是行得通的，這需要試驗，需要前期投入。說得明白一些，需要我們自掏腰包。”

作為企業，為什么愿意做這筆看上去吃虧的買賣？張曉遷回答干脆：“為了企業的發展。”

傳統出版物的印刷量在萎縮，印刷業面臨產業升級的壓力和要求。對印刷企業來說，要拓寬印刷的命題，必須向不同領域探索轉型方向。文物復制，為印刷企業打開一扇向文創產業轉型的門。張曉遷說：“當然作為國有企業，我們承擔著一定的社會責任，但最根本的還是為了企業的生存發展。既然無意中走上了這條路，我們的腳步就不能停。”

古龜茲文化的百科全書

今天的新疆阿克蘇地區庫車、拜城一帶是中國古代西域大國龜茲所在地，也是唐代安西四鎮之一。龜茲古國地處古絲綢之路上的交通要沖，曾是西域地區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學者季羨林曾說：“龜茲是古印度、希臘羅馬、波斯、漢唐文明在世界上唯一的交匯地。”

克孜爾石窟是古龜茲最大的一座石窟，也是新疆至今保存最完好的一座石窟。克孜爾石窟群現存壁畫約1萬平方米，在世界上僅次于敦煌，被稱為“中國第二敦煌”。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爾多哈召開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38屆世界遺產委員會會議上，克孜爾石窟作為中國、哈薩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三國聯合申遺的“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中的一處遺址點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克孜爾石窟也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佛教石窟，始鑿于東漢，比著名的敦煌莫高窟早三個世紀。克孜爾石窟群的存在也證明了佛教在新疆的傳播要遠早于伊斯蘭教。龜茲石窟群的壁畫內容豐富，不僅有表現佛教的“本生故事”“佛傳故事”“因緣故事”等壁畫，還有大量表現世俗生活情景的壁畫，可謂古龜茲文化的百科全書。

在學者眼中，敦煌學的很多謎團，上溯到克孜爾，便能迎刃而解。但對大眾來說，克孜爾的知名度遠不如敦煌，其保護工作也遠未像敦煌那樣廣受關注。龜茲研究院院長徐永明曾透露，在石窟保護方面，雖然做了大量工作，但目前石窟壁畫面臨巖體裂隙、雨水沖刷、壁畫空鼓等危害，文物修復人才也極其缺乏，“對龜茲藝術再不保護好，也許數百年后就再也看不到這些精美的藝術了”。

像是把西瓜攤平再還原

張曉遷帶領的團隊要做的就是把這些精美的藝術、洞窟的原貌一五一十地記錄下來。他說：“記錄，不是拿相機進去拍幾張照那么簡單，是要將洞窟現狀完整保存下來。留下數據，未來才有可能修復、還原。當地還不時發生小地震，每次自然災害對洞窟都有傷害，對我們來說，時間是很緊迫的。”

技術攻關迅速展開。“克孜爾洞窟形狀、結構都不一樣，內部坑坑洼洼，高低不平。”張曉遷說，“對印刷來說，就是要把三維的東西攤開變成二維的，再還原成三維的。打個比方，就是要把一個西瓜攤平再還原，這個西瓜還是形狀不規則、表面高低不平的。”

克孜爾17窟復原石窟

如何解決問題？技術人員將3D打印和數字印刷這兩種新技術結合運用，通過窟體及壁畫掃描、圖形拼接、顏色對比、模型建造及3D打印、裝裱及彩繪等5個步驟實現龜茲洞窟的復制還原。2012年， 克孜爾第17窟1:1等比例復原建造完成，當年9月，該復制洞窟在山西大同舉辦的國際繪畫雙年展上展出，引起轟動。2013年7月，上海國際印刷周上，人們又見到了克孜爾新1窟佛像殘體和洞窟的復制品。

3D打印的佛像立像

“不管從空間結構還是從色彩上看，我們的還原度非常高，還原相似度達100%，還原色彩精度達98%。”張曉遷說，在對龜茲洞窟還原時，一是利用數字印刷的色彩管理技術，對3D模型數據進行色彩校正，最大限度保證3D打印顏色的精確性；二是以空間形態存在的文物使用3D打印方式復制（如佛像），以平面形態存在的文物使用數字印刷技術進行復制（如壁畫）。以克孜爾新1窟為例，整個洞窟的立體模型是用3D掃描技術建造的，洞窟頂上的飛天壁畫是用數字印刷的方式還原的。

有了前期試驗成功的成果，2014年，龜茲洞窟數字化與還原保護工程項目申報立項并得到國家文物局批復。

打印的文物如何保持歷史的溫度？

2015年，上海團隊正式進駐克孜爾石窟群。“由于氣候等條線限制，一年能工作的時間也就7個月。這7個月里，團隊基本守在現場。每周一派個代表搭車去縣城購買日用品。沒有消費，沒有娛樂，頂多就是打打羽毛球，說真的，我挺佩服這群年輕人的。”張曉遷說，那一年，14個年輕人組成的團隊完成了克孜爾石窟群9個洞窟的數字掃描和三維測繪。

工作人員進行三維測繪

“按這個進度，要做到什么時候？”面對提問，張曉遷說克孜爾石窟群中目前有編號的洞窟有236個，包括供僧侶巡禮觀像和講經說法的支提窟，即中心柱窟，供僧尼居住并作為禪室的毗訶羅窟，還有7個拱形窟和3個龕室。塑像和壁畫都在支提窟內，克孜爾石窟的主體塑像多已被毀，但保留下了1萬多平方米的壁畫，包括佛像、佛經故事、動物和山水樹木、裝飾圖案和供養人畫。“我們的工作主要是配合龜茲研究院的研究和保護進度，目前一年的工作能力大約可以完成12至13個洞窟的數字化，即將開始的第二期工程計劃完成13個洞窟。如果按有壁畫的洞窟優先開展的原則，也要10多年。更不用說除了克孜爾石窟群，龜茲研究院所轄還有8個石窟群。”

除了時間壓力，張曉遷感受更深的還是技術更新的緊迫性。“這是一項綜合性學科，牽涉到美術、歷史學、宗教學、自然科學等方面，每個學科對于數字化的應用要求都是不同的，對我們來說，就要自己琢磨研究如何對應各個學科的學術要求。過去，印刷企業做的是來料加工，在文物保護和文創領域，要將研究與應用相結合，逼著我們不斷更新知識結構。我們不研發設備和軟件，3D打印機和建模軟件都可以買回來，但如何應用得更好，是我們的課題。比如我們引進了目前世界上最大尺寸的彩色打印機，一次打印的最大尺寸為50厘米，雖然已是色彩還原度比較好的型號，但其色彩只有39萬色，不足以展現龜茲洞窟佛像的色彩。為此，項目組通過校色后又請新疆畫師進行彩繪。壁畫的色彩更為絢麗，考慮到色彩還原不是3D打印機制造商的專長，項目組通過自主積累的色彩還原經驗來彌補這一缺陷……”

合作數年間，商務數碼圖像有限公司與龜茲研究院將最新的色彩管理、全息數字信息采集及管理等工藝技術應用到克孜爾石窟壁畫數字化高清處理中，實現了石窟建筑、壁畫及彩塑的數字化保護管理和異地復制展示，以及利用多光譜技術獲取在可見光下無法獲得的題記、煙熏壁畫和重層壁畫的重大成果。龜茲研究院在上海建立了工作站，未來雙方除了繼續共同探索文化遺產數字化保護之外，還將開展絲綢之路文創產品研發、信息平臺建設、絲綢之路文化傳播、展示及學術交流等一系列工作，如VR、AR、MR等技術在展陳中的應用。

文創案例：龜茲壁畫書燈

數字印刷為文物的保護和傳承打通了另一條路徑，“打印”出來的文物如何保持歷史的溫度？張曉遷說，所謂“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我們所做的文物數字化，是對文物現狀的高精度保存，其成果為研究機構所用。它的最終目的還是要讓文物承載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更大范圍里傳播傳承。印刷是一種復制，文化的延續靠的就是不斷復制。讓更多人看到、摸到文化遺產的厚度和溫度，是身為印刷人的驕傲。我們的目標永遠是更逼真、更接近原貌，不僅讓外行人感受到文物之美，也讓內行人更加認可復制傳播美的功能和價值。”